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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特别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对此，我们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将二十大精神具体落实到办好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上，落实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强国上，切实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正确方向。高校党组织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应对错误思潮、违法乱纪、学术腐败等各种风险挑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塑造风清气正的高校生态。要切实执行中央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大政方针，有效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正片面的人才评价标准和绩效观，打通高校“最后一公里”。要科学谋划、统筹协调，有效开展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用清晰明确的制度规范引导和管理校内教学科研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最大限度提升有限教育资源的运行效率。要深入一线多开展走访调研、恳谈交心，掌握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把党的关心关爱传递到每一位师生员工，加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要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支撑做实，必须坚持“德者，才之帅也”的立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塑造未来人才的高尚品德修养，不惧风险、不受诱惑、堪当伟业。要为青年树立理想信念的明确标杆，引导其无愧于前沿性、专业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定位，矢志成长为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认同，自觉同歪风邪气划清界限并开展斗争，在当今世界范围激烈的人才争夺中，引导新时代青年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要为青年提供品德养成的有效平台，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学者专家倾情投入，提高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获得感和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着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坚持以“四个面向”为引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高校学术研究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自觉汇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事业，并转化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上。要对接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制定既长远又可行的目标，整合学术资源有重点地建设，“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不畏难、不浮夸，不断生成具备真情怀的科研队伍，不断提升具备硬实力的科研绩效，形成创新成果渐进式积累和颠覆性突破的辩证统一。要适应当今世界新型竞争态势，善于在新时代对外开放中合作和竞争，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学术研究领域追求领先度、声誉度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竞争力、话语权有机联系起来。要辐射带动全社会发展进步，引导师生立足中国大地做研究、写文章，以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主渠道，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引领。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创新谋划学科建设布局，发挥学科建设对于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要以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学科结构，强化学科基础，凝练学科方向，超前谋划新兴交叉学科布局。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打造高水平学科平台，深耕细作基础力量雄厚、学科实力过硬的优势学科，重点发展跻身前沿的优势特色学科，积极布局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学科，抢占学科高地。要深化问题导向，创新学科组织模式，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壁垒，以学科群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的全学科有机融合。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外合作交流机制，拓宽师生国际视野，增长师生国际见识，激发师生国际交流合作的热情与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培养心怀“国之大者”、脚踏实地奋斗的新时代人才。高校一切办学、教学、研究、建设，归根结底要让人才把青春的绚丽之花绽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落实到脚踏实地沉潜奋斗的长久行程中。要引导学生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树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大志，争做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要培育学生增强本领才干，“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必须让其惜时如金、孜孜不倦、心无旁骛，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经世致用、全面发展的大才，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要指引学生瞄准改革实践，“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必须让其知行合一、求真务实，守正创新、迎难而上，担当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大任。

　　上海财经大学有效落实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人才培养正确方向。始终将科学研究作为学校基础工作，推动“顶天立地”科研育人。鼓励教师扎根中国大地、紧跟学术前沿，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强化教学投入，推动教材体系、教学环节改革创新和科研优势转化，实现科研教学有机融合、双向促进。始终将学科建设作为学校的龙头工作，以一流学科高质量建设推动学科育人。全力建设“应用经济学”一流学科，打造应用经济学学科特区，加快新文科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管理等主干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积极布局符合时代所需、具有上财特色的学科体系，夯实学科育人根基。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三全育人”思政教育体系，努力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全球视野和民族精神，富有创造力、决断力、组织力、坚韧力的卓越财经人才，为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进行上财探索、作出上财贡献。

　　（作者：许涛，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5版）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